傅熹年，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建筑歷史學家，中國建筑技術(shù)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建筑師。
他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，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、壇廟等大建筑群的規(guī)劃、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設(shè)計規(guī)律。此外也長于中國古代書畫史研究，在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》中對大量藏品簽署了鑒定意見。更對中國國內(nèi)、國外所藏若干重要古代名畫進行考辨研究，撰有研究論文十余篇，編有《傅熹年書畫鑒定集》，及《中國美術(shù)全集·繪畫編》中的《兩宋繪畫·上、下》、《元代繪畫》等。

這樣的文化通才，前有大師無數(shù)，后恐來者寥寥了。
說起傅熹年，同學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“家學淵源”。
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鋪的兄弟，大學時曾去過傅家。那時傅家已經(jīng)從“藏園”搬到西城區(qū)大覺胡同的一個小四合院里。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總長，自號“藏園老人”，家中藏書萬千。王世仁記得，連門道里都堆滿了書，書房里滿墻都是書柜，放著“二十四史”等古籍。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畫集子，全中國就這一本。
傅熹年的父親傅忠謨是玉石鑒賞家，1951年調(diào)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。當時文物局剛成立，不少人是從外地調(diào)來的，住集體宿舍，周末常到傅家聚會聊天。其中，張珩、徐邦達和傅家世交啟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書畫的。他們閑談間說的都是古書畫，有時還展開辯論。有一次說到宋徽宗的柳鴨蘆雁圖，張珩說柳鴨是真的、蘆雁是假的，徐邦達和啟功不同意，后來確實在蘆雁上發(fā)現(xiàn)了問題。

年輕的傅熹年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大家見他后生可教，有時也特地點撥他一二。張珩告訴他，要想了解中國古書畫，看兩本書就夠了，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《支那名畫寶鑒》，一本是商務(wù)印書館1936年出的《參加倫敦中國藝術(shù)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》（書畫冊）。張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裝書《支那名畫寶鑒》拿來，對照著書一幅畫一幅畫地為他講解，這回說不完下回繼續(xù)，他邊聽邊拿鉛筆在書上做記號。其中就畫一個圈，特別好的畫兩個圈。如宋代崔白的花鳥畫名作《雙喜圖》，旁邊用鉛筆注明“真跡”，還有一個“故”字，意為故宮藏。傅熹年到現(xiàn)在還保留著這兩本書。
傅熹年說，前人看書畫有所謂“望氣派”之說，鑒定書畫的關(guān)鍵在于見識真跡。那時，他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。
1952年后，國家收購和個人捐獻的大量書畫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（后來全部交給了故宮書畫館），有時會有領(lǐng)導和來參觀。每逢有這樣的好事，長輩們都不忘叫上他。
“人家當然不能為我開放，但是有領(lǐng)導來的時候，你在旁邊遠遠瞧著點，他看完了你過來探探頭，這還是可以的?！眳⒂^時，還能聆聽到張珩、徐邦達等的現(xiàn)場講解。
就這樣，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畫真跡，《千里江山圖》《清明上河圖》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等如今如雷貫耳的“大IP”，他當時都見過了。

那時，傅熹年因為老進城往家跑，沒少挨團干部的批，說他“貪戀資產(chǎn)家庭生活”。解釋只會招來更多的批評，因為古典文化當時被視作落后的東西，他索性就不解釋了。反正在學校里，他對當全5分學生并不感興趣，但是重要的功課，例如課中的建筑設(shè)計、建筑歷史和基礎(chǔ)課中的素描、水彩畫，是5分。
傅熹年作品：麥積山石窟外景水彩寫生圖。
“畫透視圖是一絕”
傅熹年之所以進入清華建筑系（當時叫營建系）學習，是因為高三時讀到梁思成關(guān)于中國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文章，萌生了搞建筑史的愿望。在清華時，他欽佩梁思成的鉛筆單線速寫，徒手畫建筑線條，又快又直。他曾借到梁思成旅歐時的速寫冊《拾遺》，內(nèi)有對法國布惹阿城堡大樓梯的速寫等，反復臨摹。

他沒想到的是，四年級劃分時，清華營建系已改為純工科的建筑系，沒有了建筑史。他被分到工業(yè)建筑，畢業(yè)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筑研究所。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與清華建筑系合辦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，梁思成任主任，傅熹年被所在單位派到這個研究室工作，得以回到母校清華。他以為終于實現(xiàn)了研究中國建筑史的夙愿，但命運再一次捉弄了他。
反右運動中，因一些私下閑談被人揭發(fā)，他被劃成右派，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農(nóng)場勞動。
說起這次下放，他只淡淡地說工作是“放牛、養(yǎng)豬、種老玉米”。他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是給母豬接生，十個八個呼嚕一下子就生出來了，“挺好玩的”。下放的近兩年里，他抽空反復通讀了帶去的《資治通鑒》和宋《營造法式》。
1960年10月，他摘掉了右派帽子，返回單位。反右后，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已被清華撤銷，經(jīng)梁思成聯(lián)系，傅熹年等非清華人員調(diào)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屬的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歷史室。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，副主任是劉敦楨、汪季琦。傅熹年被編入民居研究組，參加了王其明負責的浙江民居調(diào)查。

王其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組里有兩個能人，一個尚廓，一個傅熹年，兩個人手下都很有功夫。
建筑科學院的圖書館搜購了很多建筑方面的書籍，有的是外文原版的。傅熹年提醒王其明，其中有兩前歐洲建筑師到鄉(xiāng)村采風所畫的建筑速寫圖冊，還有一本日本的《百棟集》，一百棟住宅每棟都配了一張平面圖、一張剖面圖和一張透視圖，可以參考。王其明深受啟發(fā)，覺得浙江民居調(diào)查也可以這樣做。
傅熹年作品：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寫生稿。
王其明說，光畫平面圖、剖面圖不足以顯示建筑物的優(yōu)點，要畫透視圖，傅熹年畫透視圖是一絕?！八谋憩F(xiàn)能力特別強，圖畫得可帥了。他畫的那些民居寫生圖，有遠有近，有大有小，配上的那些樹也很好。因為他對國畫的見識也比較多，很有才氣的?！?br/>
王其明覺得傅熹年很有鉆勁兒。他是紅綠色弱，考清華建筑系前就有意識地做“預習”，畫畫知道自己哪個顏色不準，就注意調(diào)整。她覺得，傅熹年被劃右派受打擊很大，但對他來說也算一個很特殊的成長環(huán)境，還收獲了知心的愛人。他劃右派后，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，女友卻堅決不改志向，他也毫不動搖，兩個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結(jié)婚的。
除了畫圖，傅熹年的文史綜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在協(xié)助劉敦楨編寫《中國古代建筑史》時，他開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來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畫。

有一次，啟功偶然從一個信封里找到幾張“漏網(wǎng)”的敦煌寫經(jīng)殘片照片，與傅熹年同看，說其中一張好，書法秀美瀟灑，毫無職業(yè)寫經(jīng)人的習氣。
這是一篇寫經(jīng)的發(fā)愿文。文中稱，自己發(fā)愿要寫三千部《妙法蓮華經(jīng)》，以為亡母“太原王妃”祈福。兩人都覺得“太原王妃”眼熟，但一時想不起是誰。
幾天后再見面，啟功高興地說，終于想起來了！武則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贈太原王，太原王妃即武則天的生母楊氏。但武士彟還有其他子女，不能確定要發(fā)愿寫經(jīng)的就是武則天。當時無法查資料，這個疑問只能暫時擱置了。
1968年底“清理隊伍”后，傅熹年獲準回到人民隊伍中，隨全院職工整體下放河南的“五七干?！?。之后，建筑研究院被撤銷，人員星散。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肅天水，在國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為技術(shù)員，再次離開了古建。

傅熹年還回憶，鑒定組開會時，他和劉久庵常坐在一起，互相交談。每次提出反對意見，總有人會問：你說不是他畫（寫）的，那你說是誰畫（寫）的？可能有感于此，一般鑒定時定其真?zhèn)尉蛪蛄?，但劉久庵還進一步研究偽品，盡可能找出作偽者，如指出多件祝允明書法都是吳應(yīng)卯、文葆光偽作的。劉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，還熟悉中小名家，對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，他往往能力排眾議定其為真筆。
巡回鑒定工作于1989年底結(jié)束，共過目全國6萬多件書畫作品。作為鑒定成果，出版了10冊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》，其中編成24卷彩色《中國古代書畫圖錄》